上海疫情最新消息 抗疫封控中的韧性城市

作者:朱介鸣 阅读时间:4.0 分钟 发布时间:2022-05-09 15:56:46

上海居住区进入所谓封控区、管控区和防范区的分类管制后,居民日常生活的自治管理,一夜之间成为政府派出机构居民委员会全方位负责的任务。上海日常从事批发、零售、交通、物流、餐饮等各类商业和生活服务的人员将近400万,而公共管理和社会保障人员仅30万。全城封控将400万服务人员的工作量压在30万政府管理人员肩上,难度可想而知。居委会人员配备严重不足,也没有商业服务的专业训练和经验,仅仅安排组织核酸检测就已手忙脚乱,根本无暇全面顾及民生,热线电话形同虚设,居住小区封闭引出前所未有的社会恐慌。

市场关闭和政府缺位首先触发居住小区的社区精神和邻里互助。如同所有大城市的新建私人住房小区,邻居相互之间几乎都不认识,居民背景多元,新上海人和专业人士居多。业主微信群主要用来交流信息,偶尔讨论社区公共事务,更多是提醒邻居减少噪音等等,从来没有要见面的意愿和必要,也没有刻意要搞好邻里关系,是真正的城市化匿名社区成员组合。

芝加哥社会学派认为,城市社区与乡村社区的重要特征之一,是城市社区成员匿名身份(如只知道住在X号XX室的邻居)与乡村村民具体身份(如王大叔、张医生、李裁缝等)的差别。政府供给食品严重稀缺,社区居民被迫通过微信群自发组团团购,多元背景市民的不同能力成为不可或缺的优点。面临危机不靠政府,市民组织起来自救,不就是城市规划倡导的韧性城市?建立在市民社会之上的韧性城市,更需要自发组织的市场机制,而不是等待政府的计划安排。

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(Elinor Ostrom)是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,一生倡导社区以共管自治替代政府管治或市场机制。政府容易产生官僚主义,管理不善;市场容易资本垄断,社会不公。奥斯特罗姆生前做了无数实证调查,在此基础上提出社区共管基本原则,发现屈指可数的社区自治成功案例,都有社区规模有限、成员社会属性单一相似的特征,所以社区资源的管理决策,因为成员文化社会背景相似而容易达成共识。村庄具备这些特征,但城市规模大、市民多元,社区自治难以进行。所以城市管理不是由政府主导,就是通过市场机制私有化管理。

社区共管自治就是社会资本,社会资本比经济资本更包容、更公平,是值得追求的规划目标。本人作为城市人,从未在居住地经历过有参与感的社区精神。没有参与的必要,邻居也都忙于自已的工作,无暇进行社区交往。读了奥斯特罗姆著作后,更确定城市的社区精神是个追求目标,多元的市民生活需要政府公共管理、市场机制和个人能力,并不需要社区组织。

今年4月上海封控式抗疫,许多市民第一次获得参与性社区感,尽管社区成员很少面对面交流。通过微信群的集体交流和集体行动,做成不少社区公共产品,如志愿者组织、邻居之间的救急和食品团购。发现可以修正奥斯特罗姆的社区自治理论,小规模和单一性是表象,实质是共同利益,社区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。所在小区规模不小,居民极其多元,正是抗疫自救的共同利益,将小区市民整合成一个有效的社区。

小区居民在志愿者和团购团长的带领下,互助抗疫自救,解决了基本生活物资供应问题。封控数周后,团购市场有了基本制度设计。供给方面,上海商务委员会颁发生活物质保障企业证明,快递骑手通行证和核酸抗原检测安排。需求方面,团长们逐渐自发走向多样化和专业化方向,所在小区出现V团(团长上海市排名第600之内,成员8000+,跟团人次2万+,供应高质量食品);U团(轻奢零食,KFC之类);A团(海鲜);牛奶团;水果团等。甚至社区超市开始提供杂货铺式无需团购的零售,微信群接龙支付,蔬菜鸡蛋猪肉活鱼油盐酱醋,什么都有。团购产品开始多元化,为不同需求的各阶层市民服务。

依靠社区团购解决基本食品供应,固然体现韧性城市自下而上的社区自救能力,但因为城市的封闭和快递骑手的短缺,政府缺位和市场能力严重削弱,使食品物资价格大幅度上涨,低收入群体受到更大伤害。可见,韧性城市须要社会基础设施的支持,完善的市场机制有利于低收入人群。老旧里弄老年市民利用手机团购的能力弱,彰显出运用数码科技能力的差距。基于社区的韧性城市,也因为数码鸿沟而面临社会公平的挑战。

自下而上的自组织能力,不是强势政府能够完全取代,只有政府政策而没有市场能力,只满足自上而下逻辑的城市规划,对塑造韧性城市毫无帮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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