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社会主义新民主的理念

作者:郭良平 阅读时间:7.0 分钟 发布时间:2022-05-13 12:29:50

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民主,首先必须建立广泛的共识,以便在各阶层、各种身份的人们和各种利益诉求之间,有评判是非、协调利益关系的共同标准。这种共识必须能够包容全民,这就须要摒弃以阶级划线的旧传统。 

“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”,这是共产党宣传中的老生常谈,但也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理念。去年中共通过的建党百年历史决议中,将“坚持人民至上”列为它成功经验之一。然而“坚持”二字,说明它秉持的仍然是中华传统中的“民本主义”,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。

民主:躲不过的坎

躲不过的原因可分为内外两种。国内的压力,除了“人民当家作主”的立国理念外,还有来自建设创新型社会和寻求新的发展动力的迫切需要。在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”的旗帜下,中国政府在集权、法制化和反腐常态化中,经历了一个深刻的转型,地方政府不再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那样的创业型政府,其创新的热情和动力大大消退了,各地之间的攀比竞赛——中国经济奇迹的第二引擎——也少了,大都以照章办事为主了。

这样,中国前进的驱动力和后劲就必须在民间寻求。市场和民主是调动民间积极性,发挥人民的创造力,开拓民间广大深厚的动力源的两大主力。改革开放的前30年,市场化发挥了极大的作用。但在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条件下,市场规律正在起变化,突出表现在机会和财富都在向极少数顶尖精英集中,巨大的贫富差距和技术性垄断造成的上升渠道变窄。这些都威胁到社会稳定。市场造成的扭曲须要政治力量来矫正,须要人民群众的广泛政治参与,以保证社会正义和市场经济的包容性。

外部的压力集中表现为国际政治中正在形成的“民主”与“极权”的对垒。拜登于年初召集的“民主峰会”,标志着“民主统一战线”的草创。俄乌战争将它推进了一大步:不仅促成民主国家的团结,也使它们将中俄视为极权国家的轴心。虽然“民主之间无战事”这个命题未必靠得住,但民主政治的特点是透明,且决策过程冗长。外边的人可以比较容易地看出民主国家的政策走向,即使不喜欢,一般也有足够的时间来运筹应对。中国的外交政策这几十年总的来说是相当稳定一致的,但始终无法让它国安心。一旦被贴上“非民主”的标签,就少有国际上的话语权,取得的巨大成就也被视为威胁。这些都使中国的和平崛起先天不足。

西式程序民主的危机

然而“民主峰会”是在民主政治危机四伏中召开的。西式程序民主在解决许多迫切的问题上显得无能为力,如收入分配、气候变化、医疗和社会保险、基础设施建设、各种安全问题、枪支管控、贫困和无家可归等。一些常识性的问题,即使早有共识也常常无法形成公共政策,只因为利益集团利用制度的程序和漏洞,可以正大光明地谋私利,合法地损害公平公正。

程序就是游戏规则,玩家掌握的资源不同,游戏的结果也不一样。2020年大选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丑陋的大选,暴露了程序民主的诸多缺陷。在选举政治下,政府成为各种利益角逐的阵地,不同利益集团享有不同的优势,使合法的政治游戏有可能产生合法的坏政府。民选政府一般都不带有净化社会、引领社会的功能。相反,它被社会推着走,社会的状态决定了它的状态。

但西式民主的危机也给了中国一个超越的机会,创造出一个更加优越的民主制度来。但中共的民主观念至今未能脱离毛式群众路线的束缚。

毛式群众路线的困局

毛泽东终身的使命是革命,包括战争年代的武装夺权和执政后的继续革命。革命是动态的、有目的的集体行动。要发挥领导作用,不断应对新情况,开创新事业,中共就必须垄断政权,而不能搞程序化民主的多党竞争。列宁主义的道路就是聚集一批人才,组成一个纪律严明、思想和意志统一的先锋党,不光以权力,而且以模范带头作用来促进社会进步。简言之,就是用一个好党来带好一个社会。

群众路线是先锋党联系民众的独特方法,也可以称为中共的老民主模式,被沿袭至今。习近平上台伊始,就进行了长达一年的“群众路线教育”运动。他说,“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,发挥群众首创精神,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”“遇到关系复杂、难以权衡的利益问题,要认真想一想群众实际情况究竟怎样?群众到底在期待什么?群众利益如何保障?群众对我们的改革是否满意?”中共十九大在党一贯的“政治路线,思想路线,组织路线”后面,又加了一个“群众路线”,作为前三者实现的方式。

但这种旧模式的“人民当家作主”有三大问题。第一个是个老大难:权力腐败。由于没有选票的硬约束,以及唯上的利益结构,党员干部既可“做牛做马”,又可“作威作福”,结果如苏共那样,腐败政客的“模范作用”带坏了官场和社会风气,造成了民怨和国运的衰落。

第二个是“政治正确”:无论是西方选举民主或是毛式群众路线,都毫无保留地赞美人民,而无视人民在群体行动中表现出来的人性恶。西方民主崩坏原因之一,就是从众造成的民粹主义狂潮。毛泽东“相信群众、依靠群众”,发动了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,但对所造成的腥风血雨他却无法控制。同样的现象在历史上还有很多,如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,左中右通吃。这些都是以崇高的名义来纵容人性中的恶、破坏长期文明的积累,也是人性向兽性的回归。

第三个是个新问题,形成了对传统群众路线的巨大挑战。现在的中国不再是一个贫苦农民的海洋了。市场经济下社会结构复杂,利益多元化,新的阶层不断涌现,社会矛盾日益增多。如今的人民群众见识广,教育程度大幅提高,已不再是“无产阶级”。相反,他们大多数丰衣足食,有财产、有事业、有生意、有丰富多彩的生活,而且不再每天生活在党政官员的鼻息下。在多元化的情况下,怎样定义群众都成为一个政治问题。

在此状况下,以阶级划线的意识形态和毛式“斗争哲学”已不合时宜了。中共不能再搞阶级斗争,对待各阶层的利益关系上只能是统筹兼顾,以大多数人为主,但也不能随便剥夺少数,因为都是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。群众的多元化的利益诉求须要有序表达,各行各业各阶层的政治和政策参与,也须要建立制度化的有效渠道。执政党“总揽全局、协调各方”的自我定位,必然会在程序化、制度化、法制化的要求下,突破传统的群众路线,走向社会主义新民主。

社会主义新民主

西式民主的危机凸显了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因素——全民共识的基础性作用。当社会撕裂、利益难以调和、身份政治猖獗、全民共识不再时,选举民主就容易沦为金钱和政治强人的工具,起的是破坏而不是建设性作用。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民主,首先必须建立广泛的共识,以便在各阶层、各种身份的人们和各种利益诉求之间,有评判是非、协调利益关系的共同标准。这种共识必须能够包容全民,这就须要摒弃以阶级划线的旧传统。这是第一。

第二,唯选票以决胜负是对民主理念的简单化、庸俗化。中式社会主义新民主应该是实质性、多方面、多渠道的,也即中共正在探索的“全过程民主”,包括执政党内部的民主和全社会的民主选举、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和民主追责。各个阶层和各行各业在协商民主过程中的碰撞,应该产生正能量而不是负能量,是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。民主国家选举的低投票率表明,老百姓并不热衷政治;他们的知识面和兴趣好恶等,也使他们的政治参与质量参差不齐,往往效果不如人意。但如果利益受损,他们一定要有追责的有效手段,即制度化的事后民主评判。

第三,社会主义民主应该以社会建设为中心。中国政治名义上“以人民为中心”,实则以党政为中心。政府在社会治理上“管”字当头,层层把关,组织严密,手段层出不穷,但在社会建设上乏善可陈。中共常讲要“以德治国”,在人事选拔上要“德才兼备,以德为先”。“才”,部分是天生的,部分是后天勤学苦练来的。“德”则是一个社会现象,必须在好的社会环境中发育。人性有善有恶,关键要看社会生活是怎么组织起来的,使哪一面得到更充分的彰显。建设一个好的社会,一个人人可以为家、安全、身心舒畅、能充分发挥潜能的社会,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任务。

全面从严治党,既使成功也仅仅是一个空中楼阁,还没有接地气,因为缺少社会民主这个基础。将政府和社会的优点融合起来,创造一个全新的民主制度,让政府和社会各自发挥自己的优点,避免各自的缺点,形成良性互动。这样的民主是人民的好的一面作主,而不是坏的一面作祟。中共在第二条上花了不少功夫,取得了一定进展,但第一条受意识形态限制,进展不大。第三条还没有从传统的“管”的思路转出来,反而在莫名其妙的反公民社会的主张下,正在向相反方向努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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